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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事例在完善明代典例法律體系中的功能

2019-06-10 15:25:31    編輯:曾若晨    新聞熱線:0791-86847179

      編者按:明代法律體系的變革,始終堅持了“典為綱,例為目”的編纂原則。以正德《明會典》頒行為分界,新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正德《會典》實現了對祖宗成法的整合,極大地健全了明代的法律制度,標志著以典為綱、以例為目法律體系的基本定型。萬歷《會典》把祖宗成法與累朝事例合編,以事分類,實現了法制統一和典例法律體系的高度規范。在確立典例法律體系的漫長過程中,事例作為基本的法律形式發揮了重大作用。

  摘要:明初變革傳統律令體系,創立了以典為綱、以例和其他法律為目的的新法律體系。正德《明會典》的頒行,標志著明代典例法律體系基本框架的定型。萬歷重修《會典》,實現了典例法律體系的高度規范和完善。在這一法律體系中,《會典》是整合包括律令在內的祖宗成法、全面規范國家政務和各項基本制度、居于“綱”的地位的“大經大法”;“例”為《會典》之“目”,是主要和廣泛適用的立法形式。明代法律體系始終是按照“典為綱、例為目”的立法思路構建的,長期流傳的“律例法體系”說、《明會典》“官修典制史書”說有失偏頗。本文以翔實的史料,揭示了明代洪武年間法律實施“以事例為主”的真相,揭示了洪武朝后百余年間的立法活動“以制定事例為主”的史實,論述了《會典》事例的內容構成和功能,指出事例在明代典例法律體系確立和完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關鍵詞:明代;事例;法律體

  變革傳統的律令法律體系,確立新的典例法律體系,是明王朝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明代的法律形式有典、律、令、例等,例是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其稱謂有“條例”、“事例”、“則例”、“榜例”等。明朝把所有因事而立、屬于“可變通之法”、“權宜之法”性質的法令,統稱為“事例”,除《問刑條例》、《憲綱條例》、《吏部條例》、《軍政條例》、《宗藩條例》等少數經統治者精心修訂、具有“常經”性質的條例外,包括則例、榜例在內的各種例都屬于事例的范疇。制定事例是朝廷的日常立法工作,這一時期頒行的事例數量之多,以數萬件計,可以說明代的法律大多是以“事例”的形式表述的。本文僅就明代新法律體系創新和完善過程中事例的作用作一探討。

  一、明初法律體系變革中事例的廣泛使用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力主變革傳統的律令體系,注重制例,與明初的治國需要和他的立法指導思想有密切關系,是他推行“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并用法制方略的必然產物。從秦漢至宋元,中國古代法律形式由簡到繁。各代為推動國家法律的實施,于律、令等主要法律形式之外,還設置了不少補充法性質的法律形式。宋、元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時局的變化,魏晉以來各代以律令為主體的法律體系已不能適應治國的需要,統治者為區分效力層級、行為規范類別不同的立法,就不斷使用包括“例”在內的多種新的法律形式和法律術語,致使法律形式眾多、混雜,立法數量也空前膨脹。比如,宋代的法律形式就有律、令、格、式、敕、編敕、制、宣、御筆、斷例、條例、則例、申明等多種,元代的法律形式也很繁雜,以格、例為主要法律形式,其中例的稱謂近20種。由于法令冗繁,當時的官吏難以通曉和掌握,奸吏乘機任意出入。顯然,到明代時,宋、元法律體系已無法繼受。

  明王朝建國之初,面對經濟崩潰、法度縱弛的亂世,朱元璋認為,必須在恢復殘破社會經濟的同時,實行法制變革,提出了“當適時宜”、“當計遠患”、“法貴簡當、穩定”和“治亂世用重典”等一系列立法指導原則。盡管因缺乏立法經驗,洪武時期頒行的法律存在稱謂不夠統一、內容彼此重復甚至抵牾的問題,但在革新法律體系方面取得了兩點重大突破。

  一是從“當適時宜”、“法貴簡當”的指導思想出發,提升了“例”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把除以制書名義發布的國家典章之外所有的法令都用“例”來表述。元、明以前,“令”一直是國家法律的主要形式。秦漢時期,“令”是僅次于“律”的基本法律形式。魏晉至唐宋時期,以令典、律典為朝廷大法,皇帝頒布的敕令和各種單行令是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洪武年間法制變革的舉措之一,就是自洪武元年正月頒行《大明令》后,制定的成法不再以“令”命名,一切屬于“可變通”性質的法令,在法律文書中統稱為“事例”。也就是說,“事例”從此成為“令”的同義語。以“事例”稱謂替代以往為區分令的功能設立的形形色色的稱謂,極大地實現了法律形式的簡約。

  二是從“當計遠患”、“治亂世用重典”的指導思想出發,采取“常經”與“權宜”之法并重的立法戰略,逐步建立起了以典為綱、以例和其他法律為目的法律體系。朱元璋在明建國前一年即吳王元年十月,就命大臣“一遵唐制”,制定了《大明律》和《大明令》,于洪武元年一月頒行天下。《大明律》是明朝的刑法典;《大明令》規定了國家的各項基本制度,是當時治國的總章程,與唐代的令典屬于同一性質。這說明,明開國之初仍是仿效唐代的律令法體系進行立法。由于立法倉促,這兩個法典都很不完善,《大明律》條款不少“輕重失宜”,《大明令》內容過分簡要,許多重要制度缺失。在國家大法不完備的情況下,朱元璋要求臣下按照“貴存中道”、“可貽于后世”的要求,幾次修訂《大明律》,同時廣泛使用事例,以彌補國家法典的不足。洪武二十六年頒行的《諸司職掌》,全面規定了中央主要衙門的職掌和包括刑事法律制度在內的國家的各項基本制度,是在法律體系中處于最高地位的法典。《諸司職掌》頒布前,朱元璋曾以制書名義制定了《大明集禮》、《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憲綱》等法律,從禮儀、監察制度等方面完善了國家的基本法律。《諸司職掌》的頒行,標志著明代以典為綱、以例和基本法律為目的法律體系的初步形成。在這個法律體系中,《諸司職掌》是國家的“大經大法”,《大明律》是《諸司職掌》的組成部分,《大明集禮》、《憲綱》等基本法律是“常經之法”,“例”為“變通之法”。由于洪武朝的大多時間內,國家的基本法律是逐步制定的,并處在不斷完善過程中,當時實施的法律,實際上是以事例為主。因此,把明初法律體系概括為以“典”為綱、以例和其他法律為目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認真考察明代史籍關于洪武法制的記載,大量的事實表明,事例在這一時期法制建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在刑事法律實施方面,朱元璋“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后世”。他在要求臣下多次修訂洪武律的同時,為“治亂世”和懲治“奸頑”,刑用重典,常常律外用刑,并以事例形式頒布了大量的苛法峻令。特別是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間,朱元璋先后發布了名為《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的文告。四編《大誥》共236個條目,其條目均為《大明律》所未設,同一犯罪的處刑,較《大明律》大大加重,不少刑罰苛刻無比。《大誥》其書,多是由朱元璋以“誥”或“榜文”形式頒行的事例匯編而成。《大誥》曾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間實施。黃彰健先生認為,洪武年間刑法的實施真相是“以榜文為主,律為輔”。當時的刑事事例很多是以榜文形式發布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黃先生的觀點有其道理,但若用嚴格的法律用語表述,似改為“事例為主,律為輔”更為妥當。

  在行政類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因《大明令》的規定過于簡要,國家在行政、經濟管理等很多方面無法可依,朱元璋適時發布了大量的事例,就國家機關的活動規則、行政和經濟管理的各種措施做了詳細規定。洪武年間到底頒行了多少行政類事例,因不少文獻失傳,無法精確統計,但從現存的大量明代史籍中,仍能搜集到上千件洪武朝頒行的這類事例,其中以正德《明會典》所收事例為最多。據初步統計,正德《會典》各目次專設“事例”項下,收有洪武事例708件,其中行政類事例675件。洪武年間頒行的行政類事例中,以戶部、禮部事例最多,兵部、吏部次之,其他各衙門事例再次之。

  洪武年間,朱元璋在廣泛運用事例治理國家的過程中,為了加強經濟事務、民間事務的管理,又特設了“則例”、“榜例”這兩種法律形式。

  則例。“則”是標準、等差或法則、準則、規則之意,“例”是指先例、成例或定例。則例作為法律用語始于唐、五代,主要用于表述官員俸祿、稅收和禮儀方面的標準。宋、元時期,則例逐步成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明代則例是事例的一種,是主要用以表述規范國家錢物管理和收支的標準及相關事項具體運作規則方面的事例。

  明太祖從洪武元年始,就把用以表述國家錢物管理和收支的標準方面的事例稱為“則例”。《續文獻通考》載:“優免則例:太祖洪武元年,詔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朱元璋執政三十一年間,則例的頒行不曾中斷。《明太祖實錄》、《明史》、《諸司職掌》、《御制大誥續編》、《皇明祖訓》、《大明律附例》、《南京都察院志》、《萬歷會計錄》、《金陵梵剎志》、《國朝列卿紀》、《南廱志》、《春明夢余錄》、《國榷》、《明文海》和《古今鹺略》等書都記載有洪武則例,計78件之多。

  榜例。“榜例”作為國家確認的法律形式始于明初,專指以榜文公布的定例。從先秦到元代,很多朝代都很重視運用榜文向臣民公布官方文書。就榜文的內容和功能而言,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曉示、勸諭、教化類榜文,內容或是曉諭某一事項,或是公示某一案例,或是指陳時弊,申明綱常禮教和治國之道,意在使百姓周知,趨善避惡;二是公布朝廷和地方官府制定的法律、法令、政令,要求臣民一體遵守。明以前各代的榜文內容比較繁雜,各朝也未規定榜文是獨立的法律形式。明建國后,朱元璋特別重視以榜文形式公布法令,并把這類榜文定名為“榜例”。《續文獻通考》載:“太祖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督看驗馬匹,要見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明白附寫,以俟太仆寺官出巡比較……”萬歷《明會典》載:“洪武二十七年圣旨榜例:自古到如今,各朝皇帝差軍守衛皇城,務要本隊伍正身當直。”《皇明經濟文錄》載:“伏讀洪武三十年榜例內一款:本地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其余盡數官為收買。私賣者,茶園入官。”明初,“榜例”是事例的一種形式,以榜文公布的“事例”,都統稱榜例。《明太祖實錄》、《明史》、《明會要》、《大明律》、《御制大誥》、《諸司職掌》、《教民榜文》、《南京刑部志》、《條例備考》、《南京太仆寺志》、《續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補》、《馬政記》、《日知錄》、《日知錄之余》、《客座贅語》、《楊一清集》、《名臣經濟錄》、《春明夢余錄》、《明經世文編》、《皇明經濟文錄》、《本兵疏議》和《余冬序錄》諸書都記有洪武榜例。

  在明初“治亂世”的社會背景下,法律實施以事例為主,這就決定了事例在當時的法制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洪武事例的功能,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常經之法”編纂滯后情況下,事例的大量頒行,從各方面健全了明初的法律制度。當時頒行的有關職制的事例,詳細規定了各衙門職掌和活動規則,規定了官吏選任、考核、獎懲、監察等方面的制度,對于保障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和強化吏治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頒行的有關戶役、田宅、倉庫、課程、錢債、市廛方面的事例,就田制、賦役、鹽法、茶法、錢法、鈔法、稅法、漕運、馬政和俸餉等法規法令的實施細則做了詳細規定,較好地完善了明王朝的經濟和財政管理制度。恢復社會經濟是明初的國政要務,當時明太祖有關鼓勵人民開荒,推行魚鱗冊和黃冊制度、糧長制度等方面的法令,也是以事例形式發布的。洪武年間還頒布了大量的祭祀、儀制和宮衛、關津、廄牧、郵驛等方面的事例,全面地健全了國家的禮制和軍事制度。

  其二,朱元璋“刑用重典”,是明初法制的一大特色。當時的所有苛法峻令,幾乎都是以事例形式頒布的。洪武年間,朱元璋于《大誥》之外,以事例形式頒布了許多為明律所未設的刑事禁例。比如,《南京刑部志》卷3記載的45件朱元璋以榜文頒布的事例,許多是明律所未設的重刑立法,其刑罰有凌遲、梟首、棄市、割舌、卸腳、極刑、充軍、籍沒、人口遷發邊遠等,極為苛刻。朱元璋的重刑政策,猛烈地打擊了貪官污吏,有利于澄清吏治,但頒行的嚴刑事例,多為律外用刑,雖然收效一時,但后患無窮。

  其三,事例是國家“大法”和基本法律的法源。如果把洪武年間制定的《諸司職掌》和其他基本法律與當時頒行的事例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無論是國家大法《諸司職掌》,還是《憲綱》、《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教民榜文》等“常經之法”,都是在編纂或修訂事例的基礎上形成的。比如《諸司職掌》中,就收入了洪武年間頒行的則例15件、榜例7件。該書的其他條款,也大多取于之前發布的事例。事例與“大法”和基本法律的關系是:“大法”和基本法律頒布前發布的事例,是修訂“大法”和基本法律的基礎文書,“大法”和基本法律頒布后發布的事例,則是前者的補充。“大法”和基本法律編纂水準的高低,往往與先前頒行的事例有密切關系。

  二、整合刑事事例為《問刑條例》,完善刑事法律體系

  “遵循祖宗成憲”是朱元璋為后嗣君主立下的一條戒規,也是他要求子孫在法律制度問題上恪守的原則。他死前留下遺訓:“已成立法,一字不可改易。”“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朱元璋立此遺訓,目的是保障他頒行的成法傳之萬世,但他忽略了“法隨情變”、“當適時宜”這一立法原則,給后世創新法制造成了障礙。明成祖興靖難之役,以建文帝“變亂祖制”為罪名,在法制建設方面也極力推崇祖制。永樂之后的仁宗、宣宗、英宗等君主,也都仿效明成祖,打起“恪守祖訓”的旗號。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累朝在健全“常法”方面,僅做了兩件事,即在洪武朝頒行的《憲綱》和宣德朝頒行的軍政條款的基礎上,整合幾朝頒布的相關事例,頒行了《憲綱事類》和《軍政條例》。

  各朝遵崇太祖遺訓不編纂新的成法,然而制書所載有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種新的問題不斷出現,不僅行政、經濟諸方面管理規則多有缺失,刑事案件的案情也日趨復雜和多樣化,國家成法特別是《大明律》的規定已難適應變化了的現實需要。因誰也不愿意承擔“變亂祖制”的罪名,幾朝君主只能采取以廣頒“事例”等權宜之法對《大明律》進行補充,或對一些不適用的條款進行間接修正。

  從明代史籍記載看,永樂到弘治中葉各朝頒行事例的數量,用“浩瀚”二字形容當不為過。比如,舊鈔本《皇明條法事類纂》中,輯錄了明憲宗在位23年間頒布的刑事事例922件,平均每年40件;明孝宗弘治元年至七年頒行的刑事事例328件,平均每年46.8件。而正德《會典》僅選編了憲宗朝刑事事例21件,平均每年0.91件;選編孝宗朝刑事事例25件,平均每年1.4件。與《皇明條法事類纂》所收兩朝事例每年平均為40件的情況比較,可知收入正德《會典》的永樂至弘治朝刑事事例,只是實際頒發事例的很小一部分。明朝的事例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類,通常情況下,除工例外,頒行的其他幾類事例要比刑例為多,故這一時期實際頒行的各類事例的總數,應是刑例的多倍。

  永樂至弘治年間,累朝廣泛頒行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制,但也導致條例浩瀚,“一事三四其例者有之,隨意更張每年再變其例者有之”。因事例過多,前例與后例的內容往往有沖突之處,使人難以遵守。為此,各后嗣君主繼位之初,都宣布不許妄引先年事例。明成祖登極詔曰:“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所出一應榜文條例,普皆除毀。”永樂十九年,他又重審:“法司所問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行深文妄行榜文。”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宗在登極詔中,也都宣布不準妄引條例。各朝對事例的適用,一般都是強調執行現行事例,先年事例只有經過皇帝欽準后才能繼續適用。“事例冗瑣難行”,成為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的重要弊端。

  明孝宗弘治年間,是明代法律體系再次變革并走向完善的時期。這一時期,把累朝刑事事例整合修訂為《問刑條例》,賦予《問刑條例》與律并行的效力,標志著以《大明律》和《問刑條例》為基本法律、以刑事事例為“可變通之法”的刑事法律體系的形成,并在“以典為綱”的法律框架下,成為典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問刑條例》是明代中后期頒行的最重要的刑事法律,首頒于弘治十三年。在此之前數十年間,圍繞要不要制定《問刑條例》,存在“唯祖宗成憲是式”與“適時立法”兩種主張的爭論。明代君臣經反復的探討和實踐,逐步形成了整合刑事事例,實現法律劃一的共識,促成了弘治《問刑條例》的修訂。弘治《問刑條例》共279條。與《大明律》律文比較,有114條系新增條款,其他均是對律文的補充條款。弘治《問刑條例》對明律增補的內容,主要是:對宗藩權力作了較嚴格的限制,加強了有關禁止販賣官私引鹽和盜掘礦產等方面的食貨立法,擴大了贖刑和充軍刑的范圍。

  弘治《問刑條例》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實行50年之久。然而,明代中葉世態多變,社會矛盾層出不窮,舊例中的一些規定,很快便顯得“過時”,大量新的問題,需要用新例加以規范,于是許多名目不一的事例又應運而生。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刑部尚書喻茂堅上疏奏請修定《問刑條例》,得到世宗的批準,命“會官備查各年問刑事例,定議以請”,因茂堅去官,便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刑部尚書顧應祥將重修《問刑條例》奏進,世宗詔:“詔刊布內外衙門一體遵守。今后問刑官有任情妄引故入人罪者,重治”。至此,《問刑條例》第二次得以修訂,后世稱此次修訂的《問刑條例》為嘉靖《問刑條例》。嘉靖《問刑條例》共376條。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刑部尚書何鰲等奏上律例九事,“俱允行”,與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合為385條,其中因襲弘治《問刑條例》251條,略加修改者28條,新增者為106條。與弘治《問刑條例》比較,嘉靖《問刑條例》進一步限制皇族成員及各級官吏的法外特權,強化了禮儀和等級制度,嚴密了對邊地沿海貿易管理,更加強調以重典治理流民。

  《問刑條例》第三次修訂是在萬歷十三年。此時距嘉靖二十九年重修《問刑條例》只有35年,距嘉靖三十四年續增《問刑條例》僅30年。其間陸續頒定的各種事例數量有限,故萬歷《問刑條例》的修訂,不是重在增補,而是旨在對嘉靖《問刑條例》按照較高標準的規范化要求進行加工。萬歷《問刑條例》共382條,“除各例妥當,相應照舊者共一百九十一條;其應刪應并應增改者共一百九十一條”。其革除弘治時頒定、嘉靖時沿用的條例10余條,新增30條,沿舊例并加以修正者161條。在此之后,《大明律》和萬歷《問刑條例》作為明后期的主要刑事法律,再未變動。

  明代《問刑條例》與《大明律》并行,前后達140余年之久。《問刑條例》系國家“常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與《大明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廣泛適用。編入《問刑條例》的事例,已屬于“常法”的組成部分,其性質、法律效力與一般屬于“權宜之法”的事例大不相同。弘治、嘉靖、萬歷三朝“度勢立法”,定期整理、清理累朝頒行的事例,把仍合時宜、具有穩定性的事例編入《問刑條例》,及時對《大明律》過時的條款予以修正,又針對當時出現的社會問題適時補充了新的規定。這種做法,既保持了明律所應具有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又利于國家法律的實施。

  三、《會典》事例的編纂與“大經大法”的完善

  朱元璋創立的以典為綱、以例和其他法律為目的法律體系,從洪武末到弘治中葉實行了百年之久。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職官制度的變化,明朝“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諸司職掌》已不能完全適應治理國家的需要,加之“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為克服“事例冗繁”、“不能偏觀盡識”的弊端,弘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明孝宗敕諭內閣,要求“仰遵圣制,遍稽國史,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以成一代之典”。十五年十二月書成,凡180卷。但未及頒行,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繼位后,于正德四年五月,命大學士李東陽等重校,六年頒行,世稱“正德《會典》”。

  正德《明會典·凡例》云:“《會典》之作,一遵敕旨,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由此可知,《會典》編纂之始,就確立了以典制為綱、以事則為目的指導思想和編纂原則。修成的正德《會典》,“其義一以《職掌》為主,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領其事,事歸于職。”以六部和其他中央機構官制為經,以事例為緯,分述開國初至弘治十五年百余年間各行政機構的建置及所掌職事。其書弁以宗人府1卷,2~163卷為六部掌故,164~178卷為諸文職,末2卷為諸武職。“圣祖皇神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萬世者,會稡無遺矣。”

  正德《會典》是全面整合祖宗成法和歷年事例的結晶,也是繼洪武朝之后,明王朝完善典例法律體系的又一次重大立法實踐。通過編纂《明會典》,對祖宗成法進行了成功的重新整合和補充修訂。

  其一,正德《會典》采用典、例分編體例,對《諸司職掌》內容不完善之處,編纂典文時,用明太祖頒行的12種法律中仍適合行用的條款予以補充。《諸司職掌》于洪武二十六年頒行時,因洪武二十二年律已刊行,為節省篇幅,該書《刑部》只列了《大明律》門名,未詳列各條款律文,編纂《會典》時把458條律文補入。其他11種法律條款選入典文的情況是:《大明令》61條,《大誥》11條,《軍法定律》1條,《教民榜文》5條;《皇明祖訓》、《憲綱》除少數條款外,幾乎都被收入;《諸司職掌·禮部》的疏漏,則用《大明集禮》、《洪武禮制》、《孝茲錄》、《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的相關條款補充。《諸司職掌》與其他祖宗成法構成《會典》典文核心內容。整合祖宗成法的意義,一是《諸司職掌》的內容更加完善;二是消除了祖宗成法彼此之間內容重復或相互抵牾之處,實現了法制統一,便于臣民遵守;三是確認了祖宗成法中仍能適用的有效條款,解決了“不變亂祖制”與現行立法的矛盾。按照明太祖朱元璋不許“變亂成法”的遺訓,洪武時頒行的13種法律直到明末都未宣布廢棄。通過編纂《會典》,確認了這些法律的有效條款繼續行用,巧妙地解決了在不違背“祖訓”的前提下適時立法的難題。

  其二,整合現行事例和仍適用的遠年事例,對《諸司職掌》未載的中央衙門職掌及已載衙門職掌未設的門類,以現行法律和制度為準予以增補。《諸司職掌》記載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職掌,其他衙門均未列入。編纂《會典》時,新增了宗人府、太常寺、詹事府、光寺、太仆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尚寶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五城兵馬指揮司、僧錄司、道錄司、神樂觀、五軍都督府、上二十二衛等衙門的職掌。新增入衙門的職掌,基本上是用現行事例整合的。《諸司職掌》已載衙門未設的門類,大多以現行事例整合,少數沿用了當時仍行用的遠年事例。比如,戶部十九所載“田土”,系弘治十五年后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田土;戶部五所載“戶口”,系弘治四年造冊戶口數目。禮部十三所載“王國禮二”、六十四所載“南京禮部”,工部十六所載“屯種”、“墳瑩”,均系現行事例整合完成。吏部十所載“巡狩”,系永樂六年定。禮部二十二“士庶冠禮”,系洪武三年定。

  其三,在各目次典文后設立“事例”專欄,詳記與典文相關的累年事例,使國家各項根本制度更加細化。《會典》典文部分系整合明太祖頒布的十三種法律而成,許多規定比較原則,或因國情變化缺漏較多。為把《會典》修成一代完備法典,纂修者以“足法萬世”為標準,從現行和遠年事例中,選擇能夠繼續適用的事例,以頒行時間為序,依次編入。事例的原始文本,一般是皇帝的詔、敕和臣工的題本、奏本,編入《會典》的事例并非事例原件,而是對其內容的精練概括。事例的規定比較具體,是典文的細則性補充規定,內容與祖宗成法無沖突之處,這就使各項制度更加具體。事例入《會典》后,雖存“事例”之名,但法律效力已發生變化,屬于國家“大經大法”的組成部分。

  正德《會典》所收事例眉目清楚。據筆者統計,該書共收事例4831件,約占全書篇幅的一半以上。其中宗人府16件,吏部389件,戶部1559件,禮部925件,兵部648件,刑部152件,工部312件,都察院98件,通政使司等162件,大理寺22件,太常寺27件,詹事府37件,光寺88件,鴻臚寺24件,國子監99件,翰林院43件,尚寶司32件,欽天監54件,上林苑監23件,僧司31件,中軍都督府52件,上二十二衛38件。上述事例中,按朝代分類:洪武708件,建文12件,永樂454件,洪熙26件,宣德341件,正統633件,景泰258件,天順160件,成化613件,弘治529件。現將正德《會典》載中央各衙門事例列表述后。

  正德《明會典》詳細規定了明朝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國家法律體系中處于最高地位的法典,明人稱之為“大經大法”。它的頒行,標志著明朝典例法律體系基本定型。此后直到明末,雖然《明會典》在嘉靖、萬歷間曾經重修,但只是內容和體例的進一步完善,國家的法律體系框架始終未有大的變化。

  明初的法律體系,從法律效力層級講,由“大經大法”、“常法”與“可變通之法”三個層級構成。《諸司職掌》是明初的“大經大法”,《大明律》是《諸司職掌》的組成部分;“常法”多是只適用于某一領域的國家基本法律,如《大明集禮》、《憲綱》、《洪武禮制》、《軍法定律》、《教民榜文》等;“例”是“可變通之法”。正德《會典》頒行后,明朝法律體系從法律效力層級講,仍由“大經大法”、“常法”和“可變通之法”三個層級構成,《會典》是國家的“大經大法”,明太祖頒布的《大明令》、《大明律》、《諸司職掌》、《大明集禮》等13種法律是“典”的組成部分,后嗣君主頒行的穩定性較長的行政、刑事諸條例為國家“常法”,包括則例、榜例在內的一應事例為“可變通之法”。其與明初法律體系變化之處是,“常法“和”可變通之法“這兩個效力層級都用“例”表述,更加鮮明地體現了“典為綱、例為目”的特色。這種典例法律體系的優點是編纂體例更加規范,法律形式更為簡約,“例”的包容量更大,更方便官吏掌握。

  長期以來,學界通常是用“律例法體系”表述明代法律體系,諸多明代史籍的記載表明,這一論斷有失偏頗。朱元璋曰:“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明太祖的這句話,被今人作為論述明代法律體系的依據。其實,這句話說的是律與刑例的關系。以“律例法體系”概括明代刑事法律體系,應當說是不錯的。但如把明一代法律體系統稱為“律例法體系”,則忽視了明太祖頒行的《大明令》、《諸司職掌》、《大明集禮》等十多種法典、法律并非“刑律”和“刑例”的史實;忽視了正德朝始以《會典》為“大經大法”的史實;忽視了明例有吏、戶、禮、兵、刑、工之別,除刑例外的其他例與刑律沒有從屬關系;也不符合刑律只占明代立法總數很小一部分這一實際。在論述明代法律體系時之所以會出現“律例法體系”說的誤判,沒有認真研究正德《明會典》是重要原因之一。

  從正德六年到萬歷十五年,正德《明會典》實施了76年之久。嘉靖年間,由于兩方面的原因,導致續修《會典》:一是正德、嘉靖年間又頒行了大量的事例,二是正德《會典》本身也有編纂不精道之處。《明會典》在嘉靖年間兩次續修。嘉靖八年,將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七年續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以類附入。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詔閣臣續修新例。嘉靖間前后續修達53卷,世稱“嘉靖續纂《會典》”,然未頒行。神宗萬歷四年六月,重修《明會典》,十三年書成,十五年二月刊行,世稱“萬歷重修《會典》”,題為申時行等纂修,在“嘉靖續修《會典》”的基礎上,增補了嘉靖二十八年至萬歷十三年事例,合計228卷。

  萬歷《明會典》以六部和其他中央機構官制為綱,以事則為目,分述明代開國至萬歷十三年兩百余年間各行政機構的建置沿革及所掌職事。全典分文職衙門與武職衙門兩大部分。文職衙門共226卷:宗人府1卷,吏部12卷,戶部29卷,禮部75卷,兵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通政使司和中書舍人、六科、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等、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尚寶司和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等、僧錄司等各1卷。最后為武職衙門2卷:中軍都督府和錦衣衛等22衛各1卷。南京衙門事例附于各相關衙門之后。萬歷《明會典》詳細記述了國家機構的設置、有關制度和活動原則、冠服儀禮,并附有插圖。在各官職下多列有詳細統計數字,如田土、戶口、駐軍和糧餉等。正如序文所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纖目,燦然具備”,是明朝新的典章之大全。

  與正德《明會典》比較,萬歷《會典》更加規范和完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把祖宗成法即明太祖朱元璋以“制書”名義發布的法典、法律條款與累朝事例整合,以事分類,實現了典、例融合,使“大經大法”更加規范。萬歷《會典》是在修訂正德《會典》和未頒行的嘉靖《會典》的基礎上完成的。舊典“列《諸司職掌》等祖宗成法條款在前,歷年事例附后。然《諸司職掌》定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不無先后失序”。加之書首無總目,很多卷目次下祖宗成法條款與事例的內容往往有交錯之處,條理不夠分明。萬歷《會典》改為把典文條款和相關事例合編,“從事分類,從類分年,而以凡字冠于事類之首,各年俱以圈隔之”。祖宗成法條款收入其中時,俱稱其刊布時間,如《大明令》稱洪武元年,《諸司職掌》稱洪武二十六年。《御制大誥》、《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等書,也是僅稱年份,不用書名。這樣,各類事例按刊布年份排列,總目列于書首,各卷下標有事類名稱。卷帙雖然浩瀚,但綱目分明,因革清晰。在整合祖宗成法和累朝事例時,萬歷《會典》收入了《大明律》458條及所附萬歷《問刑條例》全文,而融《大明令》等12種祖宗成法與累朝事例為一體。此種做法,意味著朱元璋以“制書”名義頒布的祖宗成法作為獨立的法典,實際上淡出法律舞臺,因而進一步實現了法制統一,使以典為綱、以例為目的法律體系更加完善。

  其二,萬歷《會典》按照“至精且當”的要求校訂,對舊典的款目和內容也多有損益。該書前《重修凡例》云:“會典款目事件,有遺漏當補者,如常朝無御門儀之類;有重復當并者,如糧儲、稅糧、草料、芻草之類;有次第未當者,如官制列選官后之類;有增目未盡者,如馬政、軍政之類;有合提綱而列為目者,如推升列選官下之類;有應立目而止附載者,如官舍、比試之類;有應合而分者,如朝覲、考察、水馬驛之類;有應兩載而未備者,如殿試附科舉之后而策士另載之類;今皆增補厘正。其有字義未妥者,皆更之,如吏部‘貢舉’改為‘訪舉’,《諸司職掌》改為‘責任條例’之類”。經修改、校訂、補輯,內容更為精當。

  其三,萬歷《會典》在“嘉靖續纂會典”所收續定事例的基礎上,又增補了嘉靖二十八年至萬歷十三年事例。全書共續編弘治十五年至萬歷十三年事例4991件,使法典內容高度完善。

  萬歷《會典》所收續編事例中,弘治朝(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235件,平均每年58.8件;正德朝(元年至十六年)609件,平均每年38.1件;嘉靖朝(元年至四十五年)2657件,平均每年59件;隆慶朝(元年至六年)651件,平均每年108.5件;萬歷朝(元年至十三年)839件,平均每年64.5件。

  據萬歷《明會典·重修凡例》,該書所收嘉慶二十八年以后六部等衙門事例,均為現行事例。萬歷《會典》的編纂,既收入了累朝的可繼續行用的事例,又詳盡地收入了現行事例,從而成為內容高度完善的國家“大經大法”。

  以上的考察表明,正德、萬歷兩朝《會典》的編纂,實際上主要是事例的編纂。《會典》事例既有現行事例,也有數量可觀的遠年事例。以往的不少著述,幾乎都把《會典》事例視為歷史資料匯編,因而對它的性質和功能作了錯誤的界定,并由此推導出《會典》是“官修典制史書”的結論。因此,正確認識《會典》事例的性質和功能,是探討《會典》性質必須破除的疑義。

  其一,《會典》收入的事例,都是按“足法萬世”的標準選擇的累朝頒行的法令,而并非一般的法律史料。許多事例收入《會典》時,還經過重新修訂并由皇帝欽準,因而不能把《會典》事例說成是史料的匯編。

  其二,《會典》事例中有很多屬于現行事例。弘治朝編纂正德《會典》時,當朝行用的事例屬于現行事例。萬歷《會典·凡例》明確指出,嘉靖二十八年之后的事例,均為現行事例。現行事例具有法律效力,這是毫無疑義的。

  其三,編入《會典》的遠年事例,也是“大經大法”的組成部分。明代法律的編纂,有些法律是經過長期修訂形成,從內容到形式都很規范,如《大明律》、《諸司職掌》。但更多的法律編纂,為了方便編纂,更重要的是體現祖宗成法的神圣性、權威性,是在整合前朝君主頒行的事例、條例的基礎上進行的。凡是祖宗成法和事例經當朝君主欽定可以通行適用的,都被視為現行法律,具有法律效力,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九年頒行的《稽古定制》,就是匯集了唐、宋舊制對官民房舍、墳塋、碑碣等規定,這些規定被確認為繼續遵行的制度,在明一代通行。又如,明英宗朱祁鎮于正統九年頒行的《學校格式》,其內容是由明太祖洪武初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明太祖頒行的關于國子監和府州縣學規構成。因此,判斷明代的法典、法律、法規有無法律效力,不能以它是否收入了遠年事例為依據,而應看這些遠年事例是否經過立法程序,是否可以繼續行用。

  查閱正德《會典》可知,收入《會典》的遠年事例,就其編纂形式而論,有三種類型。一是不少事例列入了《會典》的典文。其性質已上升為國家“大經大法”。二是被列入正德《會典》事例欄目下的遠年事例,它們是國家法律的實施細則,也是弘治朝沿用的事例。從法律性質上講,也屬于“大經大法”的范疇。但因制定的時間較早,雖適用于當下,卻不一定都適應以后變化的情況,屬于“可變通之法”,故列為事例。遠年事例對于后嗣君主來說,具有法律援用和參考兩種功能,即適用者可援引,因情況變化不能適用者可于立法時參考。鑒于遠年事例屬于“可變通之法”,明王朝規定“遠年事例,不許妄援”,如援引需上奏皇帝批準。三是萬歷《會典》采取的是典、例合編體例,明太祖頒行的十三種法律的有效部分與現行事例、遠年事例合編為一體,收入《會典》的條款都是“常經大法”。遠年事例成為典文的組成部分,具有與現行法律同等的法律效力。

  其四,《明會典》的廣泛行用,表明《會典》事例具有法律效力。《明會典》作為國家的“大經大法”,自頒行之日起,一直要求天下臣民嚴格遵守。孝宗皇帝所寫《明會典序》就強調:“頒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②明代史籍中有關“遵《會典》”和依據《會典》處理行政事務的記載比比皆是。筆者檢索了中國古籍基本庫,其收入的明代文獻有509種記載了《明會典》,有關《會典》編纂和行用的文字3600余處。《會典》行用的事實,證明它是國家大法而非官修史書,也證明《會典》事例是國家大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中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功能。

  結語

  明代法律體系的變革,始終堅持了“典為綱,例為目”的編纂原則。以正德《明會典》頒行為分界,新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在確立典例法律體系的漫長過程中,事例作為基本的法律形式發揮了重大作用。洪武年間,實行“常經之法”與“權宜之法”并重的雙軌立法方略,因“常法”編纂滯后,朝廷在治國實踐中廣泛制例,事例實際上成為當時行用的主要法律。永樂至弘治中葉百余年中,累朝遵崇祖宗成憲,“常經之法”編纂沒有多少建樹,以頻繁頒行事例彌補“常法”之不足,事例在從各個方面完善國家法律制度的同時,產生了“冗瑣難行”的弊端。弘治朝是明代立法的又一輝煌時期,《問刑條例》和《明會典》的纂修,把法制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弘治十三年《問刑條例》的頒行,使刑事法律體系空前完備。正德《會典》實現了對祖宗成法的整合,選編了4800余件累朝事例,極大地健全了明代的法律制度,標志著以典為綱、以例為目法律體系的基本定型。萬歷《會典》把祖宗成法與累朝事例合編,以事分類,把適合國情、可繼續行用的事例都納入“大經大法”的范疇,實現了法制統一和典例法律體系的高度規范。兩部《會典》的內容,事例占很大比重。有明一代,事例在完善國家法律體系方面具有其他法律形式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價值。

  作者:楊一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來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注釋略。

  來源:(法治江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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